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也叫有效市场理论，是金融学领域一个极其牛逼的理论，由Eugene Fama于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从提出起至90年代中期的三十年间，EMH受到了广泛的认可，并在理论和实践中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证明。
EMH按efficiency从低到高分为三种形式(Weak form, semi-strong form,和strong form，其比较受认可的一个中心思想是[1]：如果不承担高于市场的风险，投资者无法获得高于市场的回报。技术分析(一种看历史数据判断股票未来走势的方法)在weak form efficiency中失效，基础分析(通过分析公司财务报表等内容判断股票价格是否合理)在semi-strong form下失效，内幕交易在strong form下失效。
在发达国家透明资本市场[2]多年的实践检验下， weak form efficiency基本是成立的，semi-strong efficiency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成立的，而由于内幕交易的确能带来很大的利润，即便在英美等国家的资本市场内，strong form还是无法成立。
EMH并不是完美的理论，甚至远离完美[3]，但还是目前还是受认可度最广的理论。按照Andrei Shleifer的说法，EMH的基本假设有三：1)投资者的理性2)如果投资者不完全理性，其非理性会互相抵消，导致总体理性3)市场存在大量套利行为，导致交易价格能够完全体现投资风险。
这样一来，按照EMH的说法，基础分析就失去了其基本意义：既然无法获得额外利润，为什么还要进行基础分析呢？
这个说法对个别投资者来说是成立的，但是对于整个市场来说：如果没有人做基础分析，谁又能发现股票的内含价值呢？
换个说法，EMH能够成立的一个隐藏基础就是：任何时候都有大量投资者对股票进行分析，发掘没有被合理定价的股票从而进行投资，而大量的该种投资行为能够导致股票价格回归到其价值。
EMH的成立不代表着投资者不用进行基础分析，基础分析无法获利是针对整个市场而言的，并不是说基础分析没有价值——那些行动最快的人是能够通过基础分析获利的。
换句话说：没有基础分析就不会有EMH，不能因为感觉有EMH了就否定了基础分析。
之所以题名叫《算是讲专业》，是因为根本就没有想写专业。
起源于晚上的一段小讨论：
和同学谈到中国存在的腐败、污染以及种种现象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种种批评，有人说到：
给他们10亿人试试看，这些发展过程中必须的，早个100年他们也都这样。
诚然没错，早个一百年他们确实也都这样，美国也有毒牛奶；hopefully,我们也能在100年，甚至更少的时间内达到西方国家现在的状况。但这并不是我们停止批评，停止进程的理由。
就像股票价格迟早会反应其真正价值的说法并不能成为爱钱的人们停止挖掘股票真正价值的理由一样！
1. 具体点说：weak form的中心思想是”股票价格包含（体现）过去所有与股票相关的信息”；semi-strong form除了包含weak form以外，还强调了”股票价格包含所有公开信息”；strong form在包含了前两种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股票价格还包含所有非公开信息”，当然，这种形式的EMH已经被实践所否定。↑
2. 有学者对中国的资本市场做过研究，发现其股票收益存在着显著的序列相关性。见Burton Malkiel.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in China. July 16, 2007. Burton Malkiel是EMH的强力支持者，著有A Random Walk Down Wall Streetf↑
3. 近年来最大的挑战来自于行为金融学(Behavioral Finance)↑
晚上开车超速，被警察拦下罚款将近200刀，肉痛钱之余增加了对美国执法力度的了解。
首先，警察很专业，将违了甚么规，接下来如何处理解释得很清楚。
其次，警察给的那张严格意义上来讲不算罚单，而是有点类似于法院的传票：如果没能在违规起七日之内交清罚款，则必须参加法院的trial，由法官决定被告是否违规。而缴纳罚款则意味着违规者承认了过失行为(plead guilty)。
虽然作为被罚者，心理感到很不爽，但是换个角度看，这种执法的严格也许正是美国法治社会的保障。同时，在另外一方面也保障了违规者的权利——如果感觉到被警察不公对待，至少可以在法院上提出抗诉——美国的法院和警察系统的分离的。
不管怎么说，还是心服口服的，虽然说确实没看到限速的标志……Anyway, ignorance is no excuse
180刀，就当花钱买个教训好了，虽然这个教训确实也够贵的了。
好吧，从所谓“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这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不管是通过非法间谍手段也好还是合法记忆也罢，他总归是造就了中国的两弹一星（其实是两弹两“星”）。
这不代表他给世界带来了和平；同样地，有了原子弹也并不意味中国有了在世界的舞台上叫板的实力——一个国家经济的雄厚、人民的自由、法律的尊严、对人道的捍卫才是令他人尊重的资本。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掌握的应该不仅仅是一堆所谓的知识技术，更重要的是对事实的尊重以及对科学方法的信仰——而钱学森这两点都没有做到。
1958年夏收结束，各地的高产记录不断被 刷新：6月8日，河南省信阳地区遂平县宣布，小麦亩产2105斤。四天后，这个县又宣称亩产增加到了3530斤。6月12日，遂平县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实 现小麦亩产 3520斤，报纸的新闻标题为《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这是第一次出现“放卫星”这个高产专用词。
凡是稍稍有点农业知识的人，对于一亩地能够产出多少粮食，大抵都有一些基本的常识，新中国的领导人大半出生农村，并长期在农村从事军事活动，为什么对遂平县这样的“卫星”不产生怀疑呢？
就在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放出“卫星”后的第四天，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一文。
钱学森此时是国内知名度最高的科学家，1955年，美国全面压制社会主义中国，正是在中美关系最为交恶、而新中国最最需要科技人才的时候，他从美国毅然归来，这一事件在全球科技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为钱学森所从事的研究有关当时最尖端、最机密的导弹和核武器技术。
正是这位全球顶级的科学家在文章中详尽而 “科学地”论证说：“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土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太阳光能的30%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 和水分制造成养料，其中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亩产量就不是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2 000多斤的20多倍！这并不是空谈。”在另一篇发表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的文章《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中，钱学森进一步从力学专 业的角度进行了更细致的计算：“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 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 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 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这是说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这是说，作物要在 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2/3 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了。”
钱学森还另外写了一篇题为《农业中的力学问 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的文章，发表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在这篇文章中，钱学森进一步从力学专业的角度进行了更细致的计算：“我们算了一下，一年 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 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 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这是说全年三百 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 2/3 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了。”
钱学森的论文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们为各地 大放卫星提供了充足的“科学论证”，正是在这些文章发表后，“粮食卫星”从亩产数千斤一下子窜升到了数万斤。很多年后，北大哲学系教授季羡林回忆说：“我 是坚信的。我在心中还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没有解放’的‘胆小鬼’。觉得唯我独马，唯我独革。”
更要紧的是，他的文章还深深影响了最高决 策，1959年7月11日，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周小舟、李锐等人夜谈时说，“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是高峰，还有钱学森文章，捷报不断传来，当然乱 想起来。”中央党校的党史专家罗平汉日后评论说，“出身于农家的毛泽东本来对那些放出来的农业高产卫星是将信将疑的，而科学家从科学原理对农业高产的论 证，却使他相信粮食高产是有可能的。”
“放卫星”的结果就是，到了年底新华社向全 世界宣布，中国195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3·5亿斤，几乎是去年的十倍，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产粮国――实际产量只有4000亿斤。毛泽东开始考虑“粮食多 了怎么办？”。“放卫星”导致高征收，产量是虚的，征购可是实的，到1959年，农民的口粮和下一年的种子也被征走了，农民不愿交，就搞反右倾、反瞒产、 反私分，甚至抓人、关人、打人。后来发生的事实就是让人不寒而栗的“三年灾害时期”，这一切，距今刚刚五十年。
吴晓波：《钱学森，你的伟大只欠一个道歉》
现在看来，钱学森当初这么做的目的不论是出于对事实、科学的无知也好，还是出于对政治力量的恐惧、拍马也罢，他都愧对于“科学巨匠”这么一个称号。
人民日报在11月1日的讣告中称：
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３１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和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七届、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钱学森同志，因病于２００９ 年１０月３１日８时６分在北京逝世，享年９８岁。
抛开前两个名号不论，钱学森是否享誉海外不谈，“科学家”还是改成“工程师”吧。
很多时候当想到一些我不愿意面对的事情的时候，我会感到恐惧——尽管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告诫自己要勇敢面对，事情往往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
在大多时候，这种恐惧的结果就是拖拉；我会不停告诉自己：太麻烦了，以后再说吧——等到了“以后”，情况通常不会有任何好转。终于等到deadline的那一天，被逼得有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焦头烂额——“当初为什么没有硬一硬头皮把事情给做了呢！”
我们的一生都是在于自己的天性不断斗争中度过的：贪婪、懒惰、自私、迷信……而我相信，拖拉也是人类诸多糟糕天性之一。拖拉一方面源于我们的懒惰，源于我们对“船到桥头自然直”这句话的迷信；而另一方面，拖拉源于我们对不确定性的恐惧。我们喜欢处理自己擅长的事物，这令我们感到安全、舒适并且（最重要的一点）确定性。
Dan Ariely在他的的Predictably Irrational专门花了一章多的篇幅讲拖拉——procrastination
对于任何生活在deadline之下的人（其实就是所有人）来说，拖拉的后果都是严重的。因为人总是有挑着自己喜欢的事先做的偏好。从小学开始老师就教导我们“把难题放到后面，等到有时间了再做”——这一原则被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贯彻，做的多了，我们也就渐渐忘记了prioritization和procrastination的差别——前者根据事情的紧急性和重要性进行排列，而后者纯粹是出于对现实的逃避。而有趣的是，被我们拖拉掉的事情常常会在priority和高的位置上。
Steven Covey在1994年出版了一本关于时间管理的书First Thing First，书中提出了那个后来成为广为人知的时间管理方法“Urgency-Importance Matrix”。
假设生活中的繁杂事务真能够按照Covey的方法分类，那所有人都会很自然地先去做第一象限中的事情，关注第二象限，有选择地做第三象限，忽视第四象限。当然这个理论的隐含假设是理性人（人们会选择给自己带来最大效用的事）和信息的完整和对称性（判断事情是否紧急重要的信息正确且为大多数人所认可）。
事实上，这两个隐含假设并不总是成立的。
- 人并不是完全理性的。大多数人都会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从而低估任务的紧急性和重要性。更有甚者，在判断出该做的事情后，理性常常也占不到决策的主导地位。
- 即使人们能做到理性，信息的完整对称也是极难以保证的。错误的信息输入只能带来GIGO (garbage in, garbage out)的效果。
这样在我看来，拖拉除了主观原因之外，又有了“非理性”和“信息不对称”两个原因。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周都要给自己做一个计划表，结果是每周结束的时候都很不得把那本纪录计划的本子给撕掉，在我以往所有的周计划中，能够完全做到的估计不到10%。暑假整理书房，翻出很多这样的本子，郁闷了好几天——高估自己、遗忘目标、渴望即时满足感[1]……与自己斗争真的很难。
1. 延迟满足感（Deferred Gratification）：很多人认为这是成功的重要品质之一。在1960年代的一系列实验及其后续观察中，科学家发现能够有效延迟满足感的儿童在日后的学业和生活中更加具有成功的品质。详见Wikipedia|TED Talk|The New Yorker|科学松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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